三、青春文学与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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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青春文学与中篇小说

青春是永远被谈论的对象。这不仅缘于年轻人引领着社会新的时尚风潮，决定着不同时期的社会心理，同时还意味着他们将无可置疑地占领着未来。但年轻人的这一优越并不意味着青春的幸运。由于在社会结构中的弱势地位，决定了他们必须经过阶段性的“压抑”处境。他们初临社会就宿命式地陷入了巨大的“意识形态”网络之中，他们被教化、整肃、规约，要按照已经制定的“社会契约”进入社会。也就是说，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认同了意识形态，就决定了这个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进入社会。就中国当代社会状况而言，这个“认同”的重要性几乎是不证自明的。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青春在“除菌”的过程中成长，当青春已过，人到中年或老年时，他们认同或追忆的恰恰不是被“除”过“菌”的青春，而是那些更符合人性的合理要求，或者是与社会教化无关的青春情感记忆。

当代中国文学，确实存在着一种青春的“感伤小说”，只不过它还没有经过“约定俗成”的命名而已。这与我们的文化环境有关。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之交，曾有一个名重一时的“伤痕文学”，这一文学类型也写得很“感伤”，但这种“感伤”并不是纯粹个人化或情感化的。它的背后隐含了强烈的政治诉求和国家民族叙事。因此，当与国家民族相关的叙事功能完成之后，这类小说的使命也就完成了。这与我们所说的与个人情感记忆或普遍人性受到压抑、挫折、不自由等有关的“感伤小说”是不同的。在意识形态控制比较严厉的年代，与个人相关的诸多情感大都被认为是“个人主义”的、“小布尔乔亚”的，因此是不健康的，是“带菌”的。于是，意识形态和正统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个人“带菌”思想情感的“除菌”过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大多数时间里，青年没有也不可能有较自由的发展环境和空间。他们必须在“导师”的引领下，在向意识形态不断认同的过程中，成长才被认为是健康的。当代文学“教化”的功能认识和实践，也决定了它负有对青年“引导”的使命，这一认识一旦转换为“审美”要求后，作为文学的意识形态就具有了合法性。在这一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那代人，大概是最为循规蹈矩的一代，他们也习惯于夸耀有过的经验和经历并要求下一代。因此，意识形态的教化在那些时代就具有了道德的意义：凡是与社会、国家、民族等不能建立起联系的情感，都是不道德的；凡是与个人有关的情感，都是可耻的。

但青春的压抑必然要诉诸它的反面形式。于是对抗和反叛几乎是无可避免的。在西方也一样，西方主流视野里的判断是，20世纪60年代的一代被认为是最糟糕的一代，也是保守党列在仇敌名单上的主要对象。在英国执政工党看来，20世纪60年代的一代是造成动荡的原因，更是广泛动荡产生的结果。年轻的披头士们虽然不免轻浮，但他们乐观的声音也造就了影响深远的新文化景观，并因此催生了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在美国，旧金山乐队的音乐满足了尖酸刻薄听众的需要，它以散乱、复杂和粗野来对抗传统文化，在放荡不羁中体现着自己的独立性。西方的20世纪60年代运动在中国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才开始流行。“我不相信”的声音成了那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反叛声音。而后，金斯堡式的“嚎叫”——从诗歌到摇滚，震撼着祖国大地。可以肯定地说，任何一个时代最有生气、最具创造性的文学艺术几乎都来自年轻人那里。在他们刚刚出现的时候，他们几乎又无一例外地有过遭到追杀或封堵的经历。那些不合传统的想象和形式，总会受到正统的指责或“除菌”式的劝诱和引导。在这些指责中，社会免疫能力的低下和年轻人的“危险性”被成倍地夸大；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文学、60年代或被称为“晚生代”的写作群体、70年代写作群体、更年轻的网络写作群体等，几乎都不乏漠视、警惕甚至敌意的对待。

但是，当这些陌生的面孔逐渐被熟悉之后，当他们文学活动的“危害”预告并未兑现之后，他们开始得到追认。已经成为过去的“青春”于蜂拥而至的“研究”或“命名”来说，起码被延误了三年。那些早期真正有见解的敏锐发现便被湮灭于这些致命庸俗的评论潮水中。被“除”过“菌”的写作一旦得到追认，也就成了新的文学的意识形态。新的写作范例的诞生，也就意味着青春和挑战已经成为过去。青春时节就是狂野的时节，青春就要充满挑战的勃勃生机。因此，对年轻的文学思想和潮流，应该怀有像詹姆逊在评价西方20世纪60年代那样的情怀。他说：“对60年代光辉业绩的追忆、纪念，或悲惨兮兮地公开承认那十年的诸多失败和错失了的机遇，都是一种无法避免的错误，我们在这两者之间找不到一条可以穿越而过的中间道路……历史乃是必然，60年代只能那样地发生，其机遇和失败相互交错，不可分割，带着一种特定历史情境的客观规约和种种机遇。”所有的青春写作都与这位大师所评价的60年代相似到了这种程度。

三十年来，关于青春的中篇小说，从不同的方向汇聚成巨大的潮流。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形象地了解或感受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青春的情感要求是怎样被文学表达的。如果说《晚霞消失的时候》《爬满青藤的木屋》《黄金时代》的主人公是受到血统论、阶级论等政治压抑的话，那么《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与往事干杯》等则是受到了旧道德的压抑；而《玉米》则大胆地深入到青年女性的性意识和传统道德之间的矛盾中，撕开了一道血淋淋的缝隙，让人在身体的裂痛中感受到了人性的苦痛。与当下欲望飞升没有节制的身体狂欢相比，这些作品可能过于沉痛，它甚至让人难以理解或承受。但那确实是不同时代青春生长的环境。它们问世后也曾有过不同的评论甚至是激烈的批判，但假如我们知道今天的社会生活或情感环境会发展到这种程度的话，我们就不会那样激烈或义正词严地去批判它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