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是明代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在《杂著》、
《陈六事书》等著作中阐述的“极则必变，变则反始”的社会治乱观、“天之立君以为民”的民本思想、“事理无常，当随时处中”的行政理念丰富和发展了中国政治思想史，他主持的改革比商鞅变法温和、理性、人性化，比王安石变法稳健、有序、切实可行，其中赋税改革取得了重大胜利，缓解了明王朝的经济危机，生前“万人称颂”，死后朝野苛责，差点被剖棺戳尸。历代史家把张居正人亡政息、名毁家哀的原因归于“得罪了皇帝，得罪了贵族和大官僚”，而没有揭示出改革夭折的体制性根源。
明王朝一如所有专制王朝，“朕即法律”，有“天宪”无宪法；“一个单独的人依据他的意志和反复无常的爱好在那里治国”（孟德斯鸠语），一切是非功过都由“口含天宪”的皇
帝说了算。在此体制下，权力和权利博弈的“元规则”一是“外求亲媚于主上，以张其势”（张居正语），努力揣摩、影响皇帝的好恶与态度，然后见机行事；二是打着忠君保国的旗号，“奸贪淫虐，凌轹有司，搏刻小民”（张居正语）；三是以孔孟之道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为工具，各取所需，为我所用，任意解释，党同伐异。从皇帝到大臣，大家口头上说的都是国事，心里打的却全是个人小算盘，计较的都是个人利害，顾虑的是私人关系和人情世故，上下结构的权力体系仅依靠一条“三纲五常”的伦理秩序和不着边际的道德观念维持，表面上“四海一家”，实际上一盘散沙。因此，地方管吏“剥下事上以希声誉”（张居正语），上下级之间是一种没有道理可讲的“婆媳关系”，上级对下级不负任何责任，也不履行任何义务，官员无论黑白正邪，大家都没有权利和尊严的保障，海瑞清廉而孤立无援，严嵩腐败而岌岌可危，徐阶油滑而危机四伏，申时行中庸而碌碌无为，张居正能干而高处不胜寒；恶贯满盈的严嵩得势时能获得至高无上的荣誉，功勋卓著的张居正失势时则被全部涂黑，继而遭遇全方位的污蔑、揭发、批判、打击、报复。由于缺乏宪法尺度，没有宪政秩序，明王朝整个社会运行既无科学理性，也无权利理性，个人行为情绪化，大家都在“跟着感觉走”，谁出政策谁挨骂，谁负责任谁背“黑锅”，张居正自然就成了豪强地主和贪官污吏的对立面，必然成为众矢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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