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方风情的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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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方风情的追寻

“文革”后文学对现实主义的呼唤和强调，曾被认为是一种极其重大而迫切的事情。这一呼唤不只是针对阴谋文学的“假大空”，同时也强调了要恢复过去的文学传统，以“现实”的态度关注时代新的变动，使文学加入到“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但是，“现实主义”一词的内涵显然有不同的理解。百年来，对现实主义的历次阐释，都不同程度地隐含着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对文学的导引，它的所指并不是始终如一的。新时期的现实主义，从理论阐发的依据来看，它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如对真实性、典型人物、典型环境、细节、本质等概念的大量使用；但从创作实践来看，它又多有批判现实主义的特征，“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以及社会批判的其他作品，都具有揭露阴暗、鞭挞时弊的功能。因此，当实践的现实主义真的得以恢复之后，它又无可避免地要与现实产生抵牾。“文化英雄”们纷纷检讨，并使批判的锋芒锐减，已说明，文学的“主义”在现实并不是那么重要。

社会批判文学的受挫，并不是具有东方浪漫情调作品“应运而生”的逻辑起点。就中国而言，现代性的追求虽然自近代以来就呼声不绝于耳，但它多限于上层知识分子的文化表达，广大的领土上依然是古风依旧的传统生存，那形态久远并不可更改的风俗风貌，代代相同，绵绵不绝。许多作家先后离开了那里，来到了标示现代文化中心的大都市，但乡土中国留给他们的情感记忆并未因此而远去。特别是体验目击了城市的罪恶之后，对乡土的情感怀恋，几乎成了所有来自乡村作家共有的“病症”。这一现象，一方面使他们获得了同底层人的情感依恋，使他们在精神上有了一个依托，一方面，梦中的追寻和叙事，又使他们保持了文学上的东方韵味。这种现象自鲁迅的《故乡》始，到沈从文、巴金、孙犁、赵树理、“山药蛋”“荷花淀”乃至“知青文学”，一脉相承。其间虽有不同的变化，但乡土中国的“梦中情怀”却依稀可辨。

因此，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汪曾祺重新以小说家身份面世时，他那股清新飘逸、隽永空灵之风，并非突如其来。不同的是，因与现实关系习惯性紧张的心态，才对这种风格因无以表达而保持了短暂的缄默。20世纪80年代的最初两年，汪曾祺连续写作了《黄油烙饼》《异秉》《受戒》《岁寒三友》《天鹅之死》《大淖记事》《七里茶坊》《鸡毛》《故里杂记》《徙》《晚饭花》《皮凤之楦房子》等小说。这些故事连同它的叙事态度，仿佛是一位鹤发童颜的天外来客，他并不参与人们对“当下”问题不依不饶的纠缠，而是兴致盎然地独自叙说起他的日常生活往事。

《受戒》，本应是写佛门故事的。但小说中的佛门显然已经世俗化，不仅那个叫明子的和尚可以随意地同女孩小英子交往，而且其他和尚也可娶妻生子，赌博骂人，高兴了唱小调，过年也杀猪吃肉，不同的只是例行公事地念一通“往生咒”给世人听。佛门的戒律清规荡然无存，即使是在做法事放焰口时，和尚们也一如游戏，年轻和尚甚至大出风头，引些姑娘媳妇私奔快乐去了。因此，在庵赵庄，和尚与俗人并没什么不同，它极类似一种职业，如同有的地方出弹棉花的，有的地方出画匠，而明子的家乡就出和尚。出和尚也成了一种乡风。因此，家里决定派明子当和尚时，他绝无悲戚伤感，甚至认为实在是在情在理，理所当然。这佛门再也不是看破红尘的避难所，也不是为了教义信仰的圣地，佛门再无神秘可言，它同俗世已没有了界线。和尚与俗人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明子初识小英子时，两人有一段对话：

“你叫什么？”

“明海”。

“在家的时候？”

“叫明子。”

“明子！我叫小英子！我们是邻居。我家挨着荸荠庵。……”

小英子的话非常重要，她一定要叫他“明子”而不叫“明海”，在她眼里，“明子”终还是亲切些，可那个“荸荠庵”——本是“菩提庵”，又被她认真地当作“邻居”。小英子对已出家的“明海”又一次施以俗世的命名，连同乡里对“庵”的重新命名，便完成了庵赵庄对佛门的俗世化过程。

小说的用意显然不在于表达作者对佛门佛事的探讨。重要的是，他传达出了日常生活快乐的情调，传达出了普通人对生活的乐观态度。在作者那一如江南风情画的叙述中，读者能受到美好情绪的感染。

更有趣的是作者文末的“注释”：“1980年8月12日，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这一注释成了理解这篇小说的关键所在。这样，对小说中叙述的那一切，都不能“如实”地理解，它是作者的梦中回忆，而不是往事实录，它是“梦中情怀”，而不是“昨日重现”。因此，《受戒》，这残酷的“烧戒疤”，在小说中全然蜕去了肃穆沉重。当“明海”完成了受戒仪式后，迎接他的依然是“俗人”小英子，并宣告她要当他的老婆。那个庄重的仪式终还是在世俗生活向往中被拆解了。俗世的日常生活不战自胜，那本是由人设定的“信仰”，终因其虚幻性而徒有其表，最普通的生活，也是最有魅力的生活。所以，小说的基调是相当浪漫、诗性、抒情的。

但《受戒》在当时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汪曾祺小说的名声大振，还是由于《大淖记事》的发表。这不仅在于这部小说在形式结构上别具一格，它更借助于在1981年全国短篇小说评奖上榜上有名而证实了文学意识形态对抒情小说的承认和举荐。

《大淖记事》在形式上更具有散文化和诗化的特点。小说六节，有三节介绍“大淖”的风情风貌，为人物和故事的发展做了相当充分的铺垫。第四节始，那名叫巧云的俏女子才出现，那发生在大淖的人间平常事才渐渐呈现出头绪。大淖的乡风亦十分独特：“婚嫁极少明媒正娶”“媳妇多是自己跑来的；姑娘，一般是自己找人。她们在男女关系上是比较随便的。姑娘在家生私孩子；一个媳妇，在丈夫之外，再‘靠’一个，不是稀奇事。这里的女人和男人好，还是恼，只有一个标准：情愿”。因此，虽然巧云恋着十一子，但她被刘号长破了身之后，不仅“邻居们知道了，姑娘、媳妇并未多议论，只骂了一句：‘这个该死的！’”而且巧云也“没有淌眼泪，更没有想到跳到淖里淹死。人生在世，总有这么一遭”。这种对生活的达观与超脱，构成了汪曾祺小说的基本风貌。明子做和尚，巧云破了身，都属于生活非正常的变故，但他们都以达观的心态面对，这种超脱的生活态度使汪曾祺笔下的人物显得卓然不群，因此也构成了汪曾祺小说的独特性。

在他平和朴素的叙事中，给人最初的感受是谦和练达，虽阅尽人间沧桑而心如止水。其实不然，汪曾祺的小说充满了反常态的理想精神：那佛门的俗世化和人间情怀，大淖女性的豁达和单纯等，都隐含着作者对清规戒律的不满和反叛，显示了他对主流文化传统的不屑和轻视。不同的是，作者没有流行的激进和虚张声势，而是通过人物自然地传达出来。因此，它貌似轻柔，而风骨犹存，在平和中透着坚定，在飘逸中显示明澈，他的文化批判立场是相当有锋芒的。

《黄油烙饼》被批评家注意的不多，它在风貌上也不同于《受戒》和《大淖记事》。后者有极强的追忆往事的抒情性，而《黄油烙饼》则多为客观的呈现。“大跃进”年代，日常生活失去了保证，爸爸送给奶奶的两瓶黄油显得格外珍贵，奶奶至死也没有吃这两瓶黄油。后来，在开“三级干部会”的伙食中，萧胜闻到了黄油烙饼的香味，他问爸爸他们为什么吃黄油烙饼：

“他们开会。”

“开会干吗吃黄油烙饼？”

“他们是干部。”

“干部为啥吃黄油烙饼？”

“哎呀，你问得太多了！吃你的红高粱饼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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